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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一天会恶化,以至无法解决,或者更加花费成本。但是解决也不行,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,势必引起其他的问题,甚至爆发更多、更麻烦的问题,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,岂不悔恨已晚?当中国只局限在黄河谷地的时候,传统的中国式管理便已经充分发挥它的功效。后来中国逐渐扩大,成为世界的大国之一,这一套中国式管理仍然表现得十分优异。特别是在一片以西化为现代化的潮流中,这一套中国式管理,发挥着更强大的力量,使中国保持独特的风格。不错,中国人不喜欢公开地被制衡。因为那样对领导者是一种不信任的表示,一方面使领导者没有面子,一方面也使得制衡的力量用来趁机勒索,变成一种分赃。中国人讲求不公开的制衡,领导者在人事安排、资源分配上,必须将各种势力做妥善的平衡,以免引起不平之鸣,影响到整体的和谐与稳定。但是,由领导者主动考虑这些事情,领导者显得很有面子;被摆平的人士,知道自己和其他势力之间的微妙关系,必须谨慎守分,才能有效互动。若是趁机勒索,可能一下子被削弱。因此在比较合理的情况下,彼此合纵、连横,以求增强自己的势力,在下一次被摆平时获得更大的优势。澳门金沙总站人有自主性,可以自行决定自己要自动还是被动。但是有心自动的人,仍然保有其自主性;若是选择被动,便要接受他人的支配和指使,逐渐丧失自主性。

澳门金沙总站因道结合,是以人为主的必要配套。苟非理念相同,很难以人为主而又密切配合,所以中国式管理,首重“道不同,不相为谋”。要开拓事业,先找到三五位志同道合的亲友,再作计议,否则就算勉强开创,不久也将“因互相了解而拆伙”,白忙一场。西方人常以二分法来思考,习惯二选一的应用。中国人常以三分法来把二看成三,用二合一来代替二选一。最好先搞清楚,再来说明中国式管理。因事找人,容易造成“有用的人,留下来;没有用的人,应该被开革掉”的理念,引起员工“划得来或者没有更好去处,留下;划不来或者有更好选择,溜掉”的回应。反正留和溜的差别并不大,能留就留,该溜即溜,对个人来说,并没有什么大不了,对组织而言,却产生很大的不稳定性,增加很多人事变动的成本。

管理者如果管理十分有效,不致借口大家不重视法治,却往往自满于个人的领导有方,具有相当的魅力。只有在管理无效果时,才会大声疾呼,强调法治的重要。由此可见“法治”长久以来,已经成为管理者“无力感”的代名词,而不是当真有厉行法治的决心。人与人之间,难免会有彼此不同的“差异性”,我们把它叫做“个别差异”。“差异”就是“不同”,君子“和”而“不同”,善于管理的人,能够把“不同”的心和力结合在一起,产生“和”的力量。小人“同”而“不和”,不善于管理的人,只在表面上要求大家服从,似乎“同”到没有意见上的差异,却始终发挥不出“和”的实力,应该视为“不和”。西方人对解决问题(Problem Solving)十分重视,却不明白“解决问题往往引发更多问题”的道理。管理之所以越弄越复杂、越来越困难,便是不断解决问题所引起的后遗症日趋严重所致。澳门金沙总站中国式管理的总体目标,在求“时中”,就是“时时都合理”的意思。时间变动,理也跟着改变,所以随时应变,可以解释为“随着时间而合理应变”,成为中国式管理的“权变”的特色。

我们所向往的,是自由自在的生活。如果不能自动自发,怎么谈得上自由自在?我们所盼望的,是安宁愉快的生活,若是不能自主,怎么获得安宁?愉快从何而生?人的尊严,寓于自主自立,假如丧失自主,不能自立,这个人的尊严不复存在,也是一种自作自受。管理一方面讲求伦理道德,一方面追求管理效益。因为管理是外在的伦理,而伦理却是内在的管理,两者密不可分。老板可以自己充当决策者,也可以委由他人来代为决策。刘备请到孔明以后,自己认为如鱼得水,把一切决策权,都委之于他。曹操就不一样,他自己决定,从不假手他人。他所信任的人,如郭嘉、程昱,不过充当可靠的助手,从来没有决策权。共荣当然很好,不过有一个先决条件,就是“让我沾一点光”。中国人讲求“合理”,沾太多光大概没有人愿意,因为相差太远,迟早被揭穿、出洋相,不如及早放弃,以求藏拙。沾一点光,表示相去不远,稍微踮起脚跟,便能一般高,当然不能也不必要过分辞让。

现代多元化社会,企业经营管理,必须重视企业文化。因为同一地区,大家的想法很不一致。各人有一套主张,而且都言之成理。这种情况,对于喜欢讲道理,怎样讲都有理的中国人,更是一人一义,十人十义,意见相当分歧,非常不容易整合。有些人看到中国人民主化的结果,越来越混乱。管理民主化等于胡作非为而不受限制,反正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大家乱说乱做,都可以找出相当的理由。形成“只要我喜欢,有什么不可以”的反伦理、不道德局面,令人心痛不已,便认定中国人不适宜实施民主化的管理。中国人果然是理由专家,稍微动一下脑筋,便可以说出一大堆理由,来支持自己的上侵下职,并且把所有责任,都推给部属。上司不得已才如此,怪不得他;部属往往太不像样,活该被上司抢掉工作,不是吗?然而,仔细追究起来,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,根本不成理由,不应该拿来当做借口,掩饰上司的错误:管理一方面讲求伦理道德,一方面追求管理效益。因为管理是外在的伦理,而伦理却是内在的管理,两者密不可分。偏偏中国人就不喜欢回答“咖啡”或“红茶”,因为在没有弄清楚“到底这里的咖啡好呢,还是红茶好”之前,最好采取第三类选择,比较不会上当,因此回答:“随便”或“都好”。不过这里所说的“随便”会有“不随便”的意思,而“都好”也意指“好的就好”。听的人千万不要会错意,以为真的随便哪一种都好。因为结果我们常常发现说这一类话的人,最不随便,也不一定真的都好。

美国式或日本式管理并没有什么不对,中国人也大多能够接受。中国人的包容性,使得我们不致也不应该排斥任何主张。我们的基本态度是既不赞成也不反对,反正说归说,做归做,你如此主张,未必就真的这样做,急什么呢?中国人在美国公司做事,说的都是美国式管理的话;在日本公司工作,说的也都是日本式管理的话。一方面是入乡随俗,一方面则是惟有如此才不会吃亏。而实际运作起来,调整来、调整去的结果,大多都调整得很富有中国人的气氛。这种情况,在台湾的美商和日商,都可以找到充分的证明。2.因道结合:认为制度化管理,不如以理念来结合志同道合的人士,大家有共识,比较容易同心协力,把一盘散沙,聚集起来发挥巨大的力量。澳门金沙总站事实上,中国人相当实际,厌恶繁文缛节。从某些角度来看,中国人显得很没有礼貌,因为他们讲求实际的效益,不在乎这些表面上的东西。中国人的形式和仪节,深究起来,都有相当大的用意。例如婚礼,主要目的在于加重这一对新人的责任感,如此隆重,一生只能一次,多了大家都痛苦不堪。对中国人而言,礼仪的实际意义应该重于形式,可惜大部分现代中国人行而不知,弄得外国人也跟着有所误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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